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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▲作为此次诉讼的被告人之一 ，原秦岭牛马队主要成员杨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，其原来所在的秦岭牛马队受此次事件影响
，在今年6月份宣布解散 。图/荆楚网视频截图

　　9月19日，红星新闻刊发了《秦岭4·21失联事件遇难者家属起诉救援队等各方 一公益救援者：好心救援却被告》。此事起源于今年4月21日 ，两名驴友在陕西秦岭“光鹿跑兵冰 ”路线徒步穿越失联
，虽经救援，但两人被发现时都已遇难 ，事后一名遇难者家属将公益、商业救援力量
，以及相约爬山的同行人员 、事发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起诉至法院，案件在9月17日公开审理
。

　　作为此次诉讼的被告人之一 ，原秦岭牛马队主要成员杨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
，其原来所在的秦岭牛马队受此次事件影响，在今年6月份宣布解散 ，“队伍不再以主动救援为主
，也不参加公益救援，重新定义了队伍性质就解散了”。

　　救援反成被告 ，这不仅令当事人感到“膈应
”，也引发公众对民间救援法律风险与责任边界的热议 。不过
，细究起来，此事的是非曲直 ，还存在着诸多的模糊空间有待厘清
。

　　如据杨某称
，“（家属）起诉我的理由是我阻止她报警，耽误最佳救援时间”。杨某则解释 ，当时尚未确定失联者具体状态
，“一条40公里的徒步路线，路口几十个 ” ，初步排查仍在进行 。那么
，阻止家属报警一事是否属实？从常识来看，家属是否报警与失联者状态未明似乎并不直接冲突
。若救援人员确曾阻拦报警 ，不仅容易引发利益关联的猜测
，更会显著提高法律风险。

　　据介绍，按照正常的救援模式 ，救援分为主动介入和政府介入 。政府介入时需要经历先报警、寻找救援力量
、救援准备、开始救援等多个环节
。而在没报警之前，民间救援力量主动介入
，则可以提升救援效率。在这起事件中，救援力量确实也是做到了提前介入 。应该说 ，这也是民间救援力量的重要优势所在
。

　　然而
，一旦救援未成功，或是结果与家属预期不符 ，就容易引发纠纷
，特别是涉及商业救援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次诉讼中就涉及商业救援因素的介入 。据杨某称 ，家属曾提出“每人付1000元
”
，请他“找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参与救援”。但“最后10个人上山找到了人，却没能留住生命 ” ，这或是引发诉讼的最直接原因
。

　　目前
，该案仍在审理中，最终判决尚待法院认定。但该案无疑揭示出一个现实 ，即民间救援领域的制度规范仍存在显著不足 。无论是纯公益救援，还是带有商业性质的救援服务
，作为政府救援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，其法律地位 、责任边界和保障机制依然缺乏清晰界定
。一旦发生意外 ，救援者往往不得不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乃至诉讼风险。

　　因此
，为避免“救者自危
、不敢再救
”的消极后果，当前亟须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厘清几个关键问题 。比如 ，公益救援与商业救援的责任豁免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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