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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▲作为此次诉讼的被告人之一
，原秦岭牛马队主要成员杨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其原来所在的秦岭牛马队受此次事件影响 ，在今年6月份宣布解散 。图/荆楚网视频截图

　　9月19日
，红星新闻刊发了《秦岭4·21失联事件遇难者家属起诉救援队等各方 一公益救援者：好心救援却被告》
。此事起源于今年4月21日，两名驴友在陕西秦岭“光鹿跑兵冰 ”路线徒步穿越失联 ，虽经救援
，但两人被发现时都已遇难，事后一名遇难者家属将公益
、商业救援力量 ，以及相约爬山的同行人员、事发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起诉至法院
，案件在9月17日公开审理。

　　作为此次诉讼的被告人之一，原秦岭牛马队主要成员杨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，其原来所在的秦岭牛马队受此次事件影响，在今年6月份宣布解散
，“队伍不再以主动救援为主，也不参加公益救援 ，重新定义了队伍性质就解散了
” 。

　　救援反成被告
，这不仅令当事人感到“膈应”，也引发公众对民间救援法律风险与责任边界的热议
。不过 ，细究起来
，此事的是非曲直，还存在着诸多的模糊空间有待厘清。

　　如据杨某称 ，“（家属）起诉我的理由是我阻止她报警
，耽误最佳救援时间 ” 。杨某则解释，当时尚未确定失联者具体状态 ，“一条40公里的徒步路线
，路口几十个”，初步排查仍在进行
。那么 ，阻止家属报警一事是否属实？从常识来看，家属是否报警与失联者状态未明似乎并不直接冲突。若救援人员确曾阻拦报警
，不仅容易引发利益关联的猜测，更会显著提高法律风险 。

　　据介绍 ，按照正常的救援模式
，救援分为主动介入和政府介入。政府介入时需要经历先报警 、寻找救援力量
、救援准备、开始救援等多个环节
。而在没报警之前，民间救援力量主动介入 ，则可以提升救援效率。在这起事件中
，救援力量确实也是做到了提前介入 。应该说，这也是民间救援力量的重要优势所在
。

　　然而 ，一旦救援未成功
，或是结果与家属预期不符，就容易引发纠纷 ，特别是涉及商业救援时。值得注意的是
，本次诉讼中就涉及商业救援因素的介入 。据杨某称，家属曾提出“每人付1000元
” ，请他“找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参与救援”
。但“最后10个人上山找到了人，却没能留住生命 ”
，这或是引发诉讼的最直接原因。

　　目前，该案仍在审理中 ，最终判决尚待法院认定 。但该案无疑揭示出一个现实
，即民间救援领域的制度规范仍存在显著不足
。无论是纯公益救援，还是带有商业性质的救援服务 ，作为政府救援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
，其法律地位 、责任边界和保障机制依然缺乏清晰界定。一旦发生意外，救援者往往不得不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乃至诉讼风险 。

　　因此 ，为避免“救者自危
、不敢再救
”的消极后果
，当前亟须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厘清几个关键问题
。比如，公益救援与商业救援的责任豁免空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