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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▲作为此次诉讼的被告人之一 ，原秦岭牛马队主要成员杨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
，其原来所在的秦岭牛马队受此次事件影响，在今年6月份宣布解散 。图/荆楚网视频截图

　　9月19日 ，红星新闻刊发了《秦岭4·21失联事件遇难者家属起诉救援队等各方 一公益救援者：好心救援却被告》
。此事起源于今年4月21日
，两名驴友在陕西秦岭“光鹿跑兵冰
”路线徒步穿越失联，虽经救援 ，但两人被发现时都已遇难，事后一名遇难者家属将公益、商业救援力量
，以及相约爬山的同行人员 、事发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起诉至法院，案件在9月17日公开审理。

　　作为此次诉讼的被告人之一 ，原秦岭牛马队主要成员杨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
，其原来所在的秦岭牛马队受此次事件影响，在今年6月份宣布解散 ，“队伍不再以主动救援为主
，也不参加公益救援，重新定义了队伍性质就解散了” 。

　　救援反成被告 ，这不仅令当事人感到“膈应 ”
，也引发公众对民间救援法律风险与责任边界的热议
。不过，细究起来 ，此事的是非曲直
，还存在着诸多的模糊空间有待厘清。

　　如据杨某称，“（家属）起诉我的理由是我阻止她报警 ，耽误最佳救援时间
” 。杨某则解释，当时尚未确定失联者具体状态
，“一条40公里的徒步路线，路口几十个” ，初步排查仍在进行
。那么
，阻止家属报警一事是否属实？从常识来看，家属是否报警与失联者状态未明似乎并不直接冲突。若救援人员确曾阻拦报警 ，不仅容易引发利益关联的猜测
，更会显著提高法律风险 。

　　据介绍，按照正常的救援模式 ，救援分为主动介入和政府介入
。政府介入时需要经历先报警
、寻找救援力量、救援准备 、开始救援等多个环节。而在没报警之前
，民间救援力量主动介入，则可以提升救援效率 。在这起事件中 ，救援力量确实也是做到了提前介入。应该说
，这也是民间救援力量的重要优势所在
。

　　然而，一旦救援未成功 ，或是结果与家属预期不符，就容易引发纠纷
，特别是涉及商业救援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次诉讼中就涉及商业救援因素的介入 。据杨某称 ，家属曾提出“每人付1000元 ”
，请他“找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参与救援
”
。但“最后10个人上山找到了人，却没能留住生命” ，这或是引发诉讼的最直接原因。

　　目前
，该案仍在审理中，最终判决尚待法院认定 。但该案无疑揭示出一个现实 ，即民间救援领域的制度规范仍存在显著不足
。无论是纯公益救援
，还是带有商业性质的救援服务，作为政府救援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 ，其法律地位
、责任边界和保障机制依然缺乏清晰界定。一旦发生意外
，救援者往往不得不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乃至诉讼风险 。

　　因此，为避免“救者自危、不敢再救 ”的消极后果 ，当前亟须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厘清几个关键问题
。比如，公益救援与商业救援的责任豁免空间